洪素珠们是怎样炼成的？─解析文化”台独”的真相
作者为国立大学历史教授。本文刊载于《远望》杂志2卷6期（总333期），原标题为「文化”台独”的真相──一个台湾价值崩解与主体虚无的过程」。
台湾发生在2014年春的「太阳花」以及2015年的「反课纲」运动，是几近政变、具有高度张力的政治事件。它们不但连续重挫了中国国民党的选战，助民进党赢得地方、“国会”和“总统”选举，并使二十多年”台独”势力长期深耕的「文化”台独”」成熟收割，发挥了比枪炮更甚的杀伤力，竟把中国国民党打成几乎崩解的小党。蔡英文用「天然成分」形容台湾年轻人所浸透习染的「文化”台独”」，并志得意满地以此宣示”台独”意识型态的胜利战果。
「法理”台独”」是指透过制宪、更名等法制变革建立一脱离中国的「新而独立国家」；「文化”台独”」则企图从历史记忆、国族认同、文化内涵等精神层面进行去中国化的意识改造。「法理”台独”」固因两岸及国际现实而困难重重，但在”台独”份子看来，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「中国人」我族认同，才是”台独”的重大障碍──台湾人民就算被日本统治50年，常民生活仍以敬天尊祖、相信因果、重视纲常、讲求忠孝节义的儒释道文化为底蕴。于是，对此文化底蕴的斩根刨柢，乃为“台湾独立建国”的必要工程。李登辉即是擘划的首席。
始作俑者李登辉
为了扫除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，为「法理”台独”」铺上意识动力之路，李登辉利用执掌党国机器的便利，展开了缜密规划的「文化”台独”」意识革命工程。其启动时常冠以堂皇美名为掩护──如以教育改革和学术自主之名，改造各级学校的历史教育；以言论自由之名，建构「去中国化」的舆论话术与媒体势力；以民主之名，用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，一面与财团挂勾、解构中国国民党的理想动力，一面喂食民进党资源，坐大”台独”声势。陈水扁的绿色执政，一方面更加深教科书的去中国化，一方面藉由学界、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官员的新陈代谢进行绿色布局，年深日久、意识浸透，再加上权势灌顶，于是从学术论述、教育体制、媒体舆论，无不沦为”台独”意识传播的场域。
大学教育最先沦陷
就”台独”企图藉由改造国族认同最切、着力最深的历史教育来看，其最早入手的是大学历史教育。大约自1993年起，李登辉执政的教育部先将中国通史、中国现代史等共同必修课合并为「本国史」，至于所「本」哪一国？中国？「台湾国」？悉听尊便！于是某些独派老师只教”台独”史观的台湾史。后来又透过独派政治势力发动“宪法”解释，判定大学共同必修课程为“违宪”，于是「“国父”思想」、「本国史」都被取消，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通识课程。就这样在通识教育改革的美名中，大学的历史教育一步步去中国化。犹记那段岁月，”台独”声势渐起，尚未获李登辉「重用」的知名中国上古史学者杜正胜教授，还曾在中国时报投书意味：就算“台湾独立”，我们还是中国人。我在课堂上将此文推介给同学，一位来自宜兰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指着我骂：「你这个大中国主义者！」回想起此事，原来「太阳花」学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暖身，而且不久之后，原本大声疾呼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杜教授，他的际遇、思路已经转了个大弯。
中小学教育相继失守
在中小学方面，李登辉先在国民中学增设「认识台湾」课程，将台湾史从中国史独立出来，并压缩中国史的授课时数。主导执行这项政策的即是1992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杜正胜，他从一个浸淫中国上古史学者，转为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执行者。1995年至1998年间，他以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身份兼任“国立编译馆”「国民中学认识台湾（社会篇）教科书编审委员会」主委；1997年，又担任「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」主任委员，并正式提出「同心圆史观」作为编写中学台湾史教科书的准则。「同心圆史观」从此成为台湾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关键武器。当时“国立”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蒋永敬教授即指出：《认识台湾》社会篇及历史篇的编写显然为李登辉修宪的配套作业，其目的是「教我们的下一代脱离中国人的意识，也不要中华民国，要『营造新台湾』、塑造『台湾人』，充满媚日、仇华、排华意识。」
1997年李登辉也开始藉由「九年一贯」学制的改革，进行「一纲多本」的教科书编审体制变革，也就是开放各书商自行编写教科书，“教育部”只负责设定课程大纲，以及审查教科，并将选择教科书的权力交给各国中与小学自行决定。1999年通过修法，在法律上确立一纲多本的体制。2000年陈水扁执政，杜正胜是陈水扁政府的“教育部”长；2001年「九年一贯」正式上路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无缝接轨，其所主导的「历史课纲」从此也成为进一步全面在国民教育落实”台独”史观的主轴。一中一台的两国论精神，广泛在国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等课程中发挥影响力，不但消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意识，甚至于淡化了国民对「中华民国」的认同。
例如小学社会课本只讲台湾史，不再有类似「华夏子民、炎黄子孙」等具有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；规定不可以称「我国的诗人李白」，只能称「中国的诗人李白」；不能称「国画」，只能称「中国的水墨画」；不准称「明郑」，只能称「郑氏政权」；不准称「日据」或「日本殖民统治」，只能称「日治」；不准称「台湾光复」，只能称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」；甚至连「汉人迁台」的字眼也不能在课纲出现。在涉及当代两岸时，不称对岸为「大陆」而直称为「中国」，这些都是意指「中国」乃外国，视「中国」为他者的语境。
微调课纲马英九后知后觉
就在大部份国民其实不太明其究理时，后知后觉的马英九政府终于在连任后期才在自然、社会、国文「课纲微调」的机制下，将原课纲中有违宪之虞的内容和用词归正（譬如：将「中国」视为他者来描述大陆地区），并按历史事实进行补正和删并，例如：在夏商周的单元补上「夏代」（原课纲的「重点」和「说明」居然只列商周不列「夏」），重新开放使用「明郑」、「日据」、「台湾光复」等用词，并补上「汉人迁台」…等等。“教育部”于2014年2月公告了此一合乎“宪法”的微调课纲后，民进党及”台独”主义者随即歇斯底理的反弹，并对相关学者进行媒体霸凌、学术围剿、扭曲污篾、颠倒是非等清算斗争。随后爆发318太阳花学生占据“立法院”，院外天天有人开讲反「微调课纲」；2015年7月，独派势力更动员高中生包围“教育部”进行全方位攻防战，爆发「反课纲」事件。民进党及其”台独”外围组织的激烈反应，莫不是因为合宪的「微调课纲」掀开了他们想掩盖而实难掩盖之文化”台独”、政治洗脑的真面目。
透过媒体、教科书以及其他政治操作，李扁两朝刻意将「台湾」和「中国」对立起来，并污名化「中国」称号，把台湾社会的「反共意识」导引到「反中反华意识」；甚至不惜以歪曲历史、掩盖真相为手段，并饰以多元史观为托词。此其中，不只历史学知识的本质遭到扭曲，也代表核心价值的崩塌──君不见他们坚决反对「微调课纲」使用「日本殖民统治」一词，而枉顾日本都自认殖民统治台湾的事实；四百多年来先民渡海迁台、创建汉人政教社会延续至今，事实俱在，却不准「汉人迁台」写入课纲；「微调课纲」只是照实补上「我国领土依宪法仍为固有之疆域」，就成为批斗箭靶。（绿色媒体最早的批斗就是从这几个增补的字开始的，这几字正是中华民国“宪法”规范两岸同属一中的重要关键。）
杜正胜从一中国上古史学者和中国国民党党员，转而成为「文化”台独”」的打手和民进党政府高官，是否为「价值崩塌」的典型案例？当可受进一步公评。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后，曾在「中国历史学会通讯」发表一文谈其心历路程，文末慨叹：作为一个台湾人研究中国上古史有何意义？他自己不禁也迷惘起来。杜正胜成为文化”台独”打手之前的迷惘，虽与「文化”台独”」型塑过程中历史理性曲蔽不彰难以混为一谈，但都涉及价值信念与身份认同的困境，而且还和台湾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变化有关。
台湾原有价值已经崩解
廖咸浩是最早以后现代视角来观察台湾认同改造的学者，他指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，国际身份不确定，再加上解严、冻省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效应，使台湾既「不是地方」（non-place）──非国亦非省、非中国亦非非中国、非岛屿亦非大陆，但同时又是「所有地方」（all-place）的辐凑之地──台湾原为移民社会，除了多语系的华人文化外，还有多部落的原民文化，又深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后美国政经文化的影响，故以「后现代杂异性狂欢大会」来形容台湾有些团体利用后现代主义打破本质，解构原有身份，建立新的认同。他将这个源出于后现代主义的策略称为「合成人」（cyborgian）。
他认为此「合成人」具有「非法子嗣」（illegitimateoffspring）的身份，不畏矛盾，只在乎有意识的结盟和政治亲族关系而非「自然认同」（naturalidentification），并以杂异化（hybridizing）突显事物的空无本质。台湾民族主义先以此「空无」移除源于血缘文化的「中国人」认同，再以有意识的政治结盟和异化认同填补。故廖咸浩认为：台湾的「本土化运动」系以弒父的姿态以台湾取代中国成为所谓「本土」，并展开了全新的文化方向；台湾民族主义以后现代主义为论述工具，因而使后现代主义得在台湾社会发展。他并指出：1987至1995年的解除戒严、解除党禁报禁、开放大陆探亲、社会运动勃兴、信息流通等等松绑，使台湾进入一个自由多元的新时代，台湾社会原先所共有的价值（按：含国家民族认同与历史文化意识）也开始崩解而面临不确定的新局面。
以政治斗争建构身分认同
台湾「后现代合成人」的形成，与后殖民主义的盛行亦不无关联。邱贵芬的讨论有两个要点与裂解台湾国族认同相关，值得注意：（一）血缘无用论：认为同文同种并不构成国家组成的要件，这已是现代国家理论极为浅显的概念。（二）身份建构论：身份不是找到的，而是建构得来的，是透过政治对立、文化斗争建构出来的。
”台独”主义者一方面贬抑血缘连结的意义，一方面又制造台湾人在血缘上已异于中国人的假说（例如认为闽南人不是汉人、客家人是畬族的后代、台湾人是汉、原、荷、西、日混血的后代等等。），甚至贬抑「中华民族」是虚构不实，进一步走向文化主体消解的异化之路。例如邱贵芬就认为：在现实的政治运作里，「我是中国人」的说法只会造成等于认同中共的效果。言下之意，就是中共的同路人、或指受中共统治的人。这种关系霸凌、或极端对立的语文含意，不但出自大学教授之笔，并广泛出现在大众传媒之上，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，进一步深化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分裂，也使自称「中国人」在台湾越来越成为沉默禁忌。
台湾民族主义以弒父姿态用「台湾」取代「中国」来转换身份认同，其过程也充份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之批判主体和本质、解构实体再现表象、否定理性和意义的特征──对台湾民族主义者而言，民族集体是没有主体和本质的，可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重新建构；民族文化也无实体可言，可加以解构再以虚拟的表象再现替代，以达到转换身份认同的目的。此外，他们服膺并利用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大论述的否定，故无历史理性可言，也不再承认所谓客观历史知识的存在；对他们来说，历史的连续性是可被消解的，历史只是可被用来拼凑重组的片断文本和塑造政治意识型态的工具。
故「文化”台独”」所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常以扭曲历史、仇恨中国、依附美日为要素，亦不容许有人论述台湾的「文化主体」来挑战其话语权。唯如此这般，更难遮掩它价值崩塌、主体虚无的面目。故其所谓「台湾主体」说穿了也是虚假不实的。
蔡英文的心口不一
五二○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世所瞩目，就如我们所预期的，她一贯闪躲、避重就轻，不提核心内容只有言词装饰，她果然不提「九二共识」，而以「共同认知与谅解」取代。表面上这几个字很像「共识」，所以深获美国人孔杰荣（JeromeCohen）赞美说：虽然蔡英文没有提到「九二共识」的字眼，但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结果，此正为中国政府所渴望的。但在我们看来，孔荣杰讲的也是表面话，因为蔡所说的「共同认知与谅解」终究不是「共识」；因她绝口不提「一中」，反而是在虚化「一中」。
五二○就职，蔡英文虽言：会依据《中华民国“宪法”》、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，处理两岸事务。这都是表面话，不能当真，是典型的说一套作一套。因为521一早，她的“教育部长”深绿极独的潘文忠就强悍宣布：「废止103高中国文和社会领纲」，也就是废止103公告施行的「微调课纲」，并在12年课纲上路前，重新沿用101课纲。这代表蔡政府根本不想要符合《中华民国“宪法”》和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等内涵的历史课纲，而且此后「明郑」、「台湾光复」、「汉人迁台」、「中华文化」等表述台湾和中国大陆历史渊源的用词和陈述，又都不能写入历史课纲了。
哀哉，《中华民国“宪法”》在蔡英文眼中，除了是掩护「文化”台独”」的遮羞布之外，还能是什么？